新城令杨君恕既葬其父，泣涕谓某曰：「恕苫块残生，忍死以襄大事，既遂事矣，而铭文未勒，将无以发幽光，用悼痛于厥心，以有谒于子。子先公所厚，盍为我绪次之，将藉手以干当世之文人」。某辞不获，敬列其事于左。公讳樗年，字茂良，世居镇江之丹徒。曾祖京。祖智圆，赠从义郎。父子存，训武郎，以公贵赠中奉大夫。母卯氏，封太硕人。公生七岁能诗，十五精举子业。伯父文林公与一时名流孙公觌、邵公彪、孙公荩、苏公庠游，公以弱龄步趋其间，咸器重之，唱酬靡不与。时高庙称寿显仁皇太后，公以布衣进《蟠桃颂》，人服其藻丽。吴越钱氏故太师驸马都尉唐国公先葬于东霞山，实迩公居，钱氏之人稔公俊声，遂联姻，实少师泸州军节度使荣国公忱之曾孙女。既亲迎，少师奇之，曰：「是当为世用」。即奏官。初监行在草料场，代更入两浙运司幕。浙运事丛，为诸道最，多倚公裁决。海舶之至四明，运司应抽分，奉命而往者与吏为市，公家之利浸耗。公再被檄，正己以率下，岁入倍蓰。使者德公助，比三政皆以京秩荐。秩满，班见，改宣教郎、知常州武进县。未上，丁中奉公忧，丧死事生，率礼无违。淳熙乙未，京口大旱，钱公良臣以总饟奏计，得请浚湖，以寓荒政。时郡守沈公夐自将漕时赖公左右，钱公已熟公名，合辞请曰：「愿以役累公」。公迫于知己，且谓是役也利于乡，不敢以服为解，躬受比要，均其稍食，所全活饥民不可胜计，而湖之利迄今。役竟第功，公谢不受。除丧，知秀州华亭县。华亭赋重，加以岁饥，民不堪命，乃尽蠲赋入之无艺者，以私帑代输。县承提点刑狱司檄，系强盗十余，实平民，公得其情，即释之。吏请须报，公曰：「民以盗系，少稽则生理荡矣。吾宁以故纵违戾，毋宁使吾民之及此也」。境多黄雀，醢之以媚贵要，岁且百万。公至即严采捕之禁。其它如修学以养士，开河以利农，为梁以济涉，往往县计不足则以俸入继之。慈惠之政毕举，亦时厉威严以济其偏。逋逃之卒出没海滨，民被其扰，公得其尤者，断手以令，余悉奔散。戍期未尽一月，使者过听，摭细故论罢，邑人冤之。御史陈公贾、谏议大夫谢公谔交章讼其事，有旨擢通判扬州。时扬帅钱公之望，以地控要冲，见兵寡弱，警急非所恃，始置强勇一军。事竟而廪给未定，官吏往返饟台以十数，率不得要领。最后公往，定于一言。岁旱蝗，公亲督捕，蝗不为灾。瓜洲饟道所经，有闸一制河水之平，前此具文整葺，随即倾圮。公亲授规画，今犹适用。钱以办治闻，公有力焉，乃与部使者赵公师𢍰、陈公损之上公政于朝。既受代，以太硕人年高，重于去乡，家食者累年。当国者识其意，除知真州。真、润一水相望，千骑来迎，奉板舆以行，乡里荣之。淮民自议和以来狃于宽政，前守以内郡槩视，颇失其初。公至未浃日，一二罢行，切于利病，人人感悦。会太硕人之丧，民惜公去，走外台借留日以千计。服阕，除知台州，寻差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。居无何，除提举福建市舶。公锐于告老，罢复奉祀。先是恕已官新城，公就养甚适，间苦脾疾，忽命笔仿释氏作颂，末有「六尘不染本来无，撒手便行真自在」之句。恕虽惊，幸公神识不乱，犹冀复初。又十日果卒，实开禧纪元十月丙辰，享年七十有四，官终朝议大夫。葬用十有一月丙午，地实丹阳县经山松峰之西，钱夫人茔之左，遵治命也。公容貌魁梧，言动详雅，轻财重义，少长一致。三举礼部不中第，叹曰：「一命以上，皆足行志，宁以科目计耶」。遂弃举业不务。喜为诗，有清致。尤谨尺牍，无一语凡。好古书名画及它雅玩，愿售者争归之，酬之必过其直。或与己同好，亦乞与不靳。太硕人年益高，公色养益谨。岁遇诞日，宗亲乡党，远近毕会，冠盖塞闾里。太硕人好道家言，前一月即馔其徒，比诞日且千人。太硕人之丧，公垂七十，哀毁不废。杨氏族大，公以礼率之，旦望必具衣冠集公家，击鲜酾酒，长幼序坐，从容竟日。有急难者极力援之。乡邻有善子弟，厚为之礼，而惩其尤无良者，由是风俗知劝。四方士友款门求见靡不纳。纳者众而求者深，故亦有觖望而去者，公弗创艾，益招徕之，解衣推食，汲汲弗暇。处士陈君松年能诗有声，公一见哀其穷，予之资，授之馆，俾自旁县徙家，月廪给之，于今十有六年如一日。脩职郎、监南岳庙洪君烈贫甚，从公借宅以居，母丧未葬，忧不知所为。公问须钱几何，曰五万，公曰第无忧，于我乎取。迨日甫定，则五万钱在门矣。其哀士之穷如此。凡服役左右之人，一以诚待，不虞其欺。有乾没而去，去而复来，亦优容之，其宽厚殆不可及。钱夫人早世，继谢夫人，上蔡之裔，亦先卒，皆赠宜人。二子：思，某官；次恕也。公家居建宝经堂，储书万卷，择良师友与二子居。思先公亡。恕三请乡举，再仕皆有能名。二女，长适某人，次病废。孙男女四人，曰均、曰填、曰倅，皆幼，女未行。当世载文笔、都儒林多公旧交，恕又克世其家，必有论撰其美以诏不朽者。某乡里晚生，姑述所闻，以附先友记云。

《春秋左氏传》：鲁昭公二十年十二月，齐侯田于沛，招虞人以弓，不进，使人执之，辞曰：「昔我先君之田也，旃以招大夫，弓以招士，皮冠以招虞人。臣不见皮冠，故不敢进」。乃舍之。仲尼曰：「守道不如守官，君子韪之」。

某闻人君量才而授任，人臣量能而受职。既授任矣，必循名而责其实；既受职矣，必竭节以守其官。夫然后上无废事，下无充位，而国家之政修矣。昔者孔子之圣，其道固可以致主于尧、舜，措俗于成、康。然而为委吏则会计当而已，为乘田则牛羊茁壮长而已。盖以为吾之官在于是，能守其官则道行其中矣。推而上之，为大司寇权行相事，则首诛少正卯以惩乱政，请治陈氏之罪以明王法。未三月而粥羔豚者不饰价，男女行者别于涂，内焉道不拾遗，外焉齐归侵疆，兹非守官之效欤？由汉以来，上不能量才而授任，下不能量能而受职。英俊或沉于下僚，庸夫或窃于高位。故为有司则莫知出纳之吝，为守令则鲜著循良之称。居当言之地，缄默而不言；当可行之时，退避而莫行。方位卑禄薄，则曰「吾未能有所为也」，而莫之为；及位尊禄厚，则曰「吾不敢有所专也」，而莫肯为。呜呼！是曾虞人之不若也，国家何赖焉？虽然，人君正己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，正万民以正四方。苟能探本反始以化天下，则虽虞人之贱犹将守其官而不失，况于士乎？况于大夫乎？

證得贼徒已出福建界分，深入广东，当即移文知广州曾经略疾速措置收捕外，所有合陈请事件数内：

一、进勇副尉、左翼军第四将正将贝旺，元系淮西庐州强勇军，自嘉定十一年以后，随统制陈刚、统领于公辅、都统王辛、王鉴、夏友谅等在边垣，屡剿外寇，立到奇功，喝转官资。绍定元年，准枢密院劄子，从制置司保明，差充雄边军准备将。及汀、邵寇作，又随总辖王祖忠前来福建收捕，摧破贼巢，禽获渠魁。招捕司以其系出等立功人，先给今来资帖，又申明朝廷，得旨再转两资。今此料罗之战，旺以一船八十馀人而当贼之八船五百馀众，贼舟高大如山，旺船不及其半，而能手挽强弓，倡率诸卒，飞箭如雨，射杀贼两船几于净尽。某初据所申杀二百馀人，尚疑有所增饰，及将旺禽到贼首贼徒，聚通判职官当厅引问，贼徒皆言是日贼船两只，各有七八十人，皆为弓箭所毙，旺又跳过第三船，杀死二三十人，其中周旺一等五名皆是贼酋部领。某寻亲诣两狱，子细盘问，诸贼之词，一一如初，可见旺为人朴忠，所申非妄。窃见此贼在海洋行劫日久，所至官兵莫能禽戮，而贝旺率先用命，且剿且擒，身被重伤，几至殒命。兼證旺人才奇伟，武艺精熟，年齿尚壮，屡立战功，在今将佐之中实为难得。欲望朝廷特与超转官资，升加职任，以为用命剿贼者之劝。某證得贝旺元系进勇副尉，又得旨再转两资，覃恩合转两资，将下已系进武校尉。又旺准密院劄，充差准备将已经六年，后蒙淮西制置司升充正将，福建招捕司差帐前统领，今见充左翼军第四将正将，管干资历已深，又有劳效，如蒙朝廷推赏，即乞于进义校尉之上升转官资。兼本军见申殿前司及本州节制司，乞为备申朝廷，正赐劄下，补充正将。某亦已具申枢密院外，并乞检会，从申施行。

一、左翼军准备将吴宝久充裨校，谙晓军事，昨统制齐敏差拨军兵出海，悯其年老，欲令勿行，而宝毅然愿出死力。及料罗之战，贝旺一船为贼围掩，同行兵船无敢进者，独吴宝直前应援，手刃数贼，不幸重伤而死。一时官兵与贝旺同船有战死者，乃同陷患难，义不容已，而宝乃以小船策应，卒殒贼手，尤可嘉尚。本州已支犒钱会及为文以祭，赒恤其家，见行取会本军，如有子孙，即与刺充效用，及自馀战没官兵，亦等第优恤外，證得嘉定十一年本州捕获海寇，其时拨发官王大寿亦死于贼，某具申枢密院，继蒙指挥行下，王大寿赠保义郎。今来欲望朝廷證王大寿例，将吴宝特转一官，以为来者之劝。

严陵郡圃新堂落成，命曰「聚山」，太守宗丞曹侯取予诗语也。堂之经始，治中张定叟谓予：「子盍赋之，盖侯志也」。诗既往，侯遂取以命堂，且徵予为记。初予官于朝，以母老丐补外，得符临漳。自龙山登舟，舟人忽捩柂回棹，望潮波之来而逆之，突而入焉，然后随波疾行，江山开明，四顾豁如，甚快于予心也。舟行之二日，自鸬鹚湾历胥口，则两山耦立而夹驰，中通一溪，小舟折旋其间，行若巷居，止若墙面，偪仄阨塞，使人闷闷。又一日宿乌石滩下，晓起而望，则溪之外有地，地之外有野，野之外有峰。峰之外山虽不若向之开明豁如者，然北山刺天，若倚画屏，南山隔水，若来众宾，玉泉若几研，而九峰若芝兰玉树也。于是予之快者复而闷闷者去矣。予以呼家僮未来，假馆于曹侯者期月。尝从侯散策郡圃，初登千峰之榭，予亦甚快。已而降自古堞，委蛇北东，至夫所谓正己堂者，筑高而趣之庳，宇敝而见之隘，闷然复如在鸬鹚湾胥口舟中时也。侯曰：「是中有佳处，我初得之，将因其材易其地以为新堂，子岂识之」？予未应，且行且顾。举武不百，至坏垣所，偶跂而望，则向之若倚画屏者倚乎此，若来众宾者宾乎此，若几研若芝兰玉树者毕集乎此。予欣然曰：「汉武帝不云乎：『公等安在，何相见之晚』？侯之所谓佳处者，此其是耶，非乎」？侯大笑曰：「得之矣」。堂成予行，因书其说。年月日记。

具位臣朱熹敢拜手稽首言曰：臣窃惟皇帝陛下有聪明睿智之资，有孝友温恭之德，有宽仁博爱之度，有神武不杀之威。养德春宫，垂二十年，一旦受命慈皇，亲传大宝，龙飞虎变，御极当天。凡在覆载之间，稍有血气之属，莫不延颈举踵，观德听风。而臣适逢斯时，首蒙趣召，且辱赐对，得近日月之光，感幸之深，其敢无说，以效愚忠之一二？盖臣闻古之圣贤穷理尽性，备道全德，其所施为虽无不中于义理，然犹未尝少有自足之心。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惩忿窒欲、迁善改过之功者，固无一念之间断。及其身之所履有大变革，则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动于其心焉，所以谨初始而重自新也。伊尹之告太甲曰：「今王嗣厥德，罔不在初」。又曰：「今嗣王新服厥命，惟新厥德」。召公之戒成王曰：「若生子，罔不在厥初生，自贻哲命。今天其命哲、命吉凶、命历年，知今我初服，肆惟王其疾敬德」。盖深以是而望于其君，其意亦已切矣。今者陛下自储贰而履至尊，由监抚而专听断，其为身之变革，孰有大于此者？则凡所以警动其心而谨始自新者，计已无所不用其极矣。而臣之愚犹窃有惧焉者，诚恐万分有一所以警动自新之目或未悉举，则衅孽之萌将有作于眇绵之间，出于防虑之外者。是以辄忘疏贱，而妄以平日私忧过计之所及者深为陛下筹之。则若讲学以正心，若脩身以齐家，若远便嬖以近忠直，若抑私恩以抗公道，若明义理以绝神奸，若择师傅以辅皇储，若精选任以明体统，若振纲纪以厉风俗，若节财用以固邦本，若脩政事以攘夷狄，凡是十者，皆陛下所当警动自新而不可一有阙焉者也。臣不胜犬马爱君忧国之诚，辄敢事为之说而昧死以献。谨条其事如左：

其一，所谓讲学以正心者。臣闻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，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。故人主之心一正，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；人主之心一邪，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。如表端而影直，源浊而流污，其理有必然者。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，莫不壹以正心为本。然本心之善，其体至微，而利欲之攻不胜其众，尝试验之。一日之间，声色臭味，游衍驰驱，土木之华、货利之殖杂进于前，日新月盛，其间心体湛然，善端呈露之时，盖绝无而仅有也。苟非讲学之功有以开明其心，而不迷于是非邪正之所在，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须臾离焉，则亦何以得此心之正，胜利欲之私，而应事物无穷之变乎？然所谓学，则又有邪正之别焉。味圣贤之言以求义理之当，察古今之变以验得失之几，而必反之身以践其实者，学之正也。涉猎记诵而以杂博相高，割裂装缀而以华靡相胜，反之身则无实，措之事则无当者，学之邪也。学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鲜矣，学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鲜矣。故讲学虽所以为正心之要，而学之邪正，其系于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审者又如此。《易》曰：「正其本，万事理。差之毫釐，缪以千里」。惟圣明之留意焉，则天下幸甚！

其二，所谓脩身以齐家者。臣闻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。故人主之家齐则天下无不治，人主之家不齐则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。是以三代之盛，圣贤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于齐家。盖男正位乎外，女正位乎内而夫妇之别严者，家之齐也；妻齐体于上，妾接承于下而嫡庶之分定者，家之齐也；采有德、戒声色、近严敬、远技能者，家之齐也；内言不出，外言不入，苞苴不达，请谒不行者，家之齐也。然闺门之内，恩常掩义，是以虽以英雄之才，尚有困于酒色、溺于情爱而不能自克者。苟非正心脩身，动由礼义，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，则亦何以正其宫壸，杜其请托，检其姻戚而防祸乱之萌哉？《书》曰：「牝鸡之晨，惟家之索」。《传》曰：「福之兴，莫不本乎室家；道之衰，莫不始乎梱内」。惟圣明之留意焉，则天下幸甚！

其三，所谓远便嬖以近忠直者。臣闻蓬生麻中，不扶而直；白沙在泥，不染而黑。故贾谊之言曰：「习与正人居之，不能无正，犹生长于齐之地，不能不齐言也。习与不正人居之，不能无不正，犹生长于楚之地，不能不楚言也」。是以古之圣贤欲脩身以治人者，必远便嬖以近忠直，盖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，薰莸之不相入。小人进则君子必退，君子亲则小人必疏，未有可以兼收并蓄而不相害者也。能审乎此以定取舍，则其见闻之益、薰陶之助，所以谨邪僻之防、安义理之习者自不能已，而其举措刑赏所以施于外者必无偏陂之失。一有不审，则不惟其妄行请托、窃弄威权有以害吾之政事，而其导谀薰染，使人不自知觉而与之俱化，则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胜言者。然而此辈其类不同，盖有本出下流，不知礼义而稍通文墨者，亦有服儒衣冠，叨窃科第，而实全无行检者。是皆国家之大贼，人主之大蜮。苟非心正身脩，有以灼见其情状如臭恶之可恶，则亦何以远之而来忠直之士、望德业之成乎？诸葛亮有言：「亲贤臣、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。亲小人、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先帝在时，每与臣论此事，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」。本朝大儒程颐在元祐间常进言于朝，以为人主当使一日之中亲贤士大夫之时多，亲宦官宫妾之时少，则可以涵养气质，薰陶德性，此皆切至之言也。然后主不能用亮之言，故卒以黄皓、陈祗而亡其国。元祐大臣亦不能白用颐说，故绍圣、元符之祸至今言之犹可哀痛。前事不远，惟圣明之留意焉，则天下幸甚！

其四，所谓抑私恩以抗公道者。臣闻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，故王者奉三无私以劳于天下，则兼临博爱，廓然大公，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悦而诚服。傥于其间复以新旧而为亲疏，则其偏党之情、褊狭之度固已使人憪然有不服之心，而其好恶取舍又必不能中于义理，而甚则至于沮谋败国，妨德乱政，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。盖左右厮役横加官赏，宫府寮属例得褒迁，固不问前例之是非，而或者又不问其有无，此固旧事之失而不可以不正。况今又有蚤怀奸心、预自凭结者，又将贪天之功以为己力，而不顾其仰累于圣德；妒贤嫉能，禦下蔽上，而不忧其有害于圣政也。苟不有以深抑私情，痛加屏绝，则何以明公道而服众心，革宿弊而防后患乎？唐太宗之责庞相寿曰：「我昔为王，为一府作主。今为天子，为四海作主。为四海作主，不可偏与一府恩泽。若复令尔重位，必使为善者皆不用心」。正为此也。又况有国家者，当存远虑，若汉高祖之戮丁公，我太祖之薄王溥，此其深识雄断，皆可以为后圣法。惟圣明之留意焉，则天下幸甚！

其五，所谓明义理以绝神奸者。臣闻天有显道，厥类惟彰。作善者降之百祥，作不善者降之百殃。是以人之祸福，皆其自取，未有不为善而以谄祷得福者也，未有不为恶而以守正得祸者也。而况帝王之生，实受天命，以为郊庙社稷神人之主，苟能脩德行政，康济兆民，则灾害之去，何待于禳，福禄之来，何待于祷？如其反此，则获罪于天，人怨神怒，虽欲辟恶鬼以来贞人，亦无所益。又况先王制礼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报本享亲，皆有常典，牲器时日，皆有常度，明有礼乐，幽有鬼神，一理贯通，初无间隔。苟礼之所不载，即神之所不享。是以祭非其鬼，即为淫祀。淫祀无福，经有明文，非固设此以禁之，乃其理之自然，不可得而易也。其或恍惚之间，如有影响，乃是心无所主，妄有忧疑，遂为巫祝妖人乘间投隙，以逞其奸欺。诳惑之术既行，则其为祸又将无所不至。古今以此坐致乱亡者，何可胜数？其监盖亦非远。苟非致精学问，以明性命之理，使此心洞然，无所疑惑，当有即有，当无即无，则亦何据以秉礼执法而绝妖妄之原乎？先王之政，执左道以乱政，假鬼神以疑众者，皆必诛而不以听，其虑深矣。然《传》有之：「明于天地之性者，不可惑以神怪；明于万物之情者，不可罔以非类」。则其为妄，盖亦不甚难察。惟圣明之留意焉，则天下幸甚！

其六，所谓择师傅以辅皇储者。臣闻贾谊作《保傅传》，其言有曰：「天下之命系于太子，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。教得而左右正，则太子正，太子正而天下定矣」。此天下之至言，万世不可易之定论也。至论所以教谕之方，则必以孝仁礼义为本，而其条目之详，则至于容貌词气之微，衣服器用之细，纤悉曲折，皆有法度。一有过失，则史书之策，宰撤其膳，而又必有进善之旌、诽谤之木、敢谏之鼓，瞽诗史书，工诵箴谏，士传民语，必使至于化与心成，中道若性，而犹不敢怠焉。其选左右之法，则有三公之尊，有三少之亲，有道有充，有弼有丞。上之必得周公、太公、召公、史佚之流，乃胜其任，下之犹必取于孝弟博闻有道术者。不幸一有邪人厕乎其间，则必逐而去之。是以太子朝夕所与居处出入，左右前后，无非正人，而未尝见一恶行。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长，至于累数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。当谊之时，固已病于此法之不备。然考孝昭之诏，则犹知诵习谊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。降而及于近世，则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疏略矣。盖其所以教者不过记诵书札之工，而未尝开以仁孝礼义之习。至于容貌词气、衣服器用，则虽极于邪侈而未尝有以裁之也。寮属具员而无保傅之严，讲读备礼而无箴规之益，至于朝夕所与出入居处而亲密无间者，则不过宦官近习埽除趋走之流而已。夫以帝王之世，当传付之统，上有宗庙社稷之重，下有四海烝民之生，前有祖宗垂创之艰，后有子孙长久之计，而所以辅养之具疏略如此，是犹家有明月之珠、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侧、盗贼之冲也，岂不危哉？《诗》曰：「丰水有芑，武王岂不仕？贻厥孙谋，以燕翼子」。惟圣明之留意焉，则天下幸甚！

其七，所谓精选任以明体统者。臣闻人主以论相为职，宰相以正君为职，二者各得其职，然后体统正而朝廷尊，天下之政必出于一，而无多门之弊。苟当论相者求其适己而不求其正己，取其可爱而不取其可畏，则人主失其职矣。当正君者不以献可替否为事，而以趋和承意为能，不以经世宰物为心，而以容身固宠为术，则宰相失其职矣。二者交失其职，是以体统不正，纲纪不立，而左右近习皆得以窃弄威权，卖官鬻狱，使政体日乱，国势日卑。虽有非常之祸伏于冥冥之中，而上恬下嬉，亦莫知以为虑者。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，以汰其所已用而审其所将用者乎？选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，则必有以得自重之士，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。任之既重，则彼得以尽其献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经世宰物之心。而又公选天下直谅敢言之士，使为台谏给舍，以参其议论，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于贤士大夫而不在于群小，陟罚臧否之柄常在于廊庙而不出于私门，如此而主威不立，国势不彊，纲维不举，刑政不清，民力不裕，军政不脩者，臣不信也。《书》曰：「成王畏相」。《语》曰：「和臣不忠」。且以唐太宗之聪明英特，号为身兼将相，然犹必使天下之事关由宰相，审熟便安，然后施行。盖谓理势之当然，有不可得而易者。惟圣明之留意焉，则天下幸甚！

其八，所谓振纲纪以厉风俗者。臣闻四海之广，兆民至众，人各有意，欲行其私。而善为治者，乃能总摄而整齐之，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，则以先有纲纪以持之于上，而后有风俗以驱之于下也。何谓纲纪？辨贤否以定上下之分，核功罪以公赏罚之施也。何谓风俗？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为，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。然纲纪之所以振，则以宰执秉持而不敢失，台谏补察而无所私，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于上而照临之。是以贤者必上，不肖者必下，有功者必赏，有罪者必刑，而万事之统无所缺也。纲纪既振，则天下之人自将各自矜奋，更相劝勉以去恶而从善，盖不待黜陟刑赏一一加于其身，而礼义之风、廉耻之俗已丕变矣。惟至公之道不行于上，是以宰执台谏有不得人，黜陟刑赏多出私意，而天下之俗遂至于靡然不知名节行检之可贵，而唯阿谀软熟、奔竞交结之为务。一有端言正色于其间，则群讥众排，必使无所容于斯世而后已。此其形势，如将倾之屋，轮奂丹雘，虽未觉其有变于外，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烂而不可复支持矣。苟非断自圣志，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，使小大之臣各举其职，以明黜陟，以信刑赏，则何以振已颓之纲纪而厉已坏之风俗乎？管子曰：「礼义廉耻，是谓四维。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」。贾谊尝为汉文诵之，而曰：「使管子而愚人也则可，使管子而少知治体，是岂可不为寒心也哉」？二子之言明白深切，非虚语者。惟圣明之留意焉，则天下幸甚！

其九，所谓节财用以固邦本者。臣闻先圣之言治国，而有节用爱人之说。盖国家财用皆出于民，如有不节而用度有阙，则横赋暴敛，必将有及于民者。虽有爱人之心，而民不被其泽矣。是以将爱人者必先节用，此不易之理也。国家承五季之弊，祖宗创业之初，日不暇给，未及大为经制，故其所以取于民者，比之前代已为过厚。重以熙丰变法，颇有增加，而建炎以来，地削兵多，权宜科须又复数倍，供输日久，民力已殚。而间者诸路上供多入内帑，是致户部经费不足，遂废祖宗破分之法，而上供岁额必取十分登足而后已。期限迫促，科责严峻，监司州县更相督迫，唯务自宽己责，何暇更察民情？捶挞号呼，有使人不忍闻者。而州县岁入多作上供起发，则又于额外巧作名色，寅缘刻剥，此民力之所以大穷也。计其所以至此，虽云多是赡军，然内自京师，外达郡邑，上自宫禁，下至胥徒，无名浮费，亦岂无可省者？窃计若能还内帑之入于版曹，复破分之法于诸路，然后大计中外冗费之可省者，悉从废罢，则亦岂不能少有所济？而又择将帅、核军籍、汰浮食、广屯田，因时制宜，大为分别，则供军不赀之费庶几亦可减节，而民力之宽于是始可议矣。此其事体至大，而纲目丛细，类非一言之可尽。今亦未暇尽为陛下言之，惟圣明留意其本如上八者而后图之，则天下幸甚！

副本垂示，极感不外之意。三复以还，伏念顷侍先生教诲，所论无非此事，感念畴昔，不胜悲叹。又喜家学有传，遂为世用，有以慰九原之思也。首章所论，乃古今不易之常道，而在今日尤为要切。然自世俗观之，不以为迂阔之常谈、道学之邪气者鲜矣。尊兄既发其端，此必已为彼等所恶。然吾所以告君之道，无以易此，则亦何顾于彼？但当守此一言，以为平生议论之本。他日论事，每每拈出此个话头，不论甚事，都从此话上推出去，则百病之根无所藏匿，而于人主所以反躬正事之几，亦约而易操矣。若把此话别为一事，而当世之弊又自各为一事，则内外精粗不相联属，而真不免乎迂阔之讥矣。切望勿忘此言，每见必须拈出，常令接续，无少间断，则久久自见效矣。恢复一事，以今事力固难妄动，然此意则不可忘。顷见先生亦常常说今日但当将「不共戴天」四字贴在额头上，不知有其他，是第一义。今观老兄所论，亦得此意。但当因此便陈内修政事之意，而稍指切今日宴安放倒之弊，乃为有力耳。至于分察职事，计亦默有所处。此则大要在于详审，勿徇偏词为善，而覆护善人，掩其疵疾之意，亦不可忘耳。又其大本则欲正人者必先正己，况欲正君，而可自有不正之累耶？此在高明处之，必已素定。既承下问，不容不尽耳。

蒙垂喻《语录》中可疑处，仰见高明择理之精，不胜叹服。如韩、富未尝同朝，王、韩拜相先后，如所考證，盖无疑矣。龟山之语，或是未尝深考，而所传闻不能无误。窃谓止以所考岁月注其下，以示传疑，如何？《书解》三段不类记录答问之言，按行状自有《书解》，恐即解中说也。共兜事《三经义辨》中亦云，若据经所记即驩兜之罪正坐此，《尧典》所记，皆为后事起本，反复详考，即自见矣。典刑两句绝类王氏，殊不可晓。细推其端，即道不可以在之一语自《庄子》中来，所以尤觉不粹。以此知异学决不可与圣学同年而语也明矣。龟山答胡迪功问中一段，「老子五千言以自然为宗，谓之不作可也」，熹亦疑此语。如《论语》老彭之说，只以《曾子问》中言礼数段證之，即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皆可见。盖老聃周之史官，掌国之典籍，三皇五帝之书，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。如五千言，亦或古有是语而老子传之，未可知也。盖《列子》所引黄帝书，即《老子》「谷神不死」章也，岂所谓三皇五帝之书？即龟山之意，却似习于见闻，不以庄老为非者，深所未喻也。帝舜申之之说，亦尝疑之。既而考其文，则此序乃三篇之序也。「皋陶矢厥谟」，即谓《皋陶谟》篇也。「禹成厥功」，即谓《大禹谟》篇也（陈九功之事，故曰成厥功也。）。申，重也。帝舜因皋陶陈九德而禹俞之，因复申命禹曰：「来，禹，汝亦昌言」。而禹遂陈《益稷》篇中之语，此一句序《益稷》篇也。以此读之，文意甚明，不烦生意。今曰不屈于法度之威，气象却殊浅近，信乎其非所以言舜也。谢、杨二先生事，顷见胡明仲家所记侯师圣之言有曰：「明道先生谓谢子虽少鲁，直是诚笃，理会事有不透，其颡有泚，其愤悱如此」。此语却与罗公所记暗合，恐与所谓玩物丧志者有不相害。盖世固有人聪明辨博而不敏于闻道者矣，惟其所趣不谬于道而志之不舍，是以卒有所闻。而其所闻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，所以光明卓越，直指本原。姑以《语录》、《论语解》之属详考，即可知矣。如《语解》中论子路有闻一章，可见其用力处也。龟山却是天质粹美，得之平易，观其立言亦可见。妄论僭越，良犯不韪。然欲取正有道，不敢自隐其固陋耳。乞赐镌喻可否，幸甚幸甚。至于不居其圣等说，则又有所疑，亦不敢嘿，并以请教。不居其圣，若以为谦辞，即与得无所得不类。今龟山既云非谓谦而引此为比，则其意正合矣。上蔡于《语解》好古敏求章亦云「其言则不居，其意则不让」矣，亦此意也。形色即是天性，非离形色别有天性，故以色即是空明之。龟山又于《语解》屡空处云，「大而化之，则形色、天性无二致也，无物不空矣」，亦此意也。然恐此类皆是借彼以明此，非实以为此之理即彼之说也。所示王丈云天民、大人不可分，如大、圣、神之不可优劣。熹窃意此等向上地位与学者今日立身处大故悬绝，故难遥度。今且以诸先生之言求之，则圣、神固不可分（横渠曰：「圣不可知谓神。庄生谬妄，又谓有神人焉。」伊川曰：「神则圣而不可知，非圣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。」），大与圣则不可不分（伊川曰：「大而化之，己与理一也。未化者，如操尺度量物，用之尚不免差。己化者，己即尺度，尺度即己。颜子大而未化，若化则达于孔子矣。」横渠曰：「大，可为也，化，不可为也，在熟之而已。《易》所谓穷神知化，乃养盛自致，非知力能强也。」又曰：「大人未化，未能有其大，化而后能有其大。」又曰：「大几圣矣，化则位乎天德矣。」）。更以言语气象揣度，则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语正己而物正者，亦不得不异。且如伊尹曰：「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？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？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」？又曰：「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，非予觉而谁也」？此可谓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矣，其于舜之「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」如何哉？似此恐未可谓不可分也。但其分难见，如颜子之未达一间处，只是颜子自知耳。狂妄率尔，肆意及此，伏惟高明乐与人为善，必不罪而终教之，区区下情不胜至望。

自顷谋归，即无暇奉问，而辱书至三四，感慰不可言。近书报及饮食衣服已不须人，尤以为喜。吾道之衰，日以益甚，天意亦不应如此之恝然也。比日庚暑，伏惟尊候益轻健。熹一出两年，无补公私，而精神困弊，学业荒废，既往之悔，有不可言者。自去年秋冬灾伤之后，不能求去，以及今春，遂有江西之命。又俟代者，至闰月二十七日方得合符而归。初欲乘此一走长沙，自彼取道分宁，往还甚径。寻以女弟之讣，悲伤殊甚，谊不可以他适，遂罢前议。替后只走山南山北旬日，拜谒濂溪书堂而归。以四月十九日至家，虽幸息肩，又苦人事纷冗，老幼病患，未能有好况。然大概已是入清凉境界中矣。道中看《中庸》，觉得旧说有费力处，略加修订，稍觉胜前。计他书亦须如此。义理无穷，知识有限，求之言语之间，尚乃不能无差，况体之身、见诸事业哉？稍定，从头整顿一过，会须更略长进也。子静旧日规模终在，其论为学之病，多说如此即只是意见，如此即只是议论，如此即只是定本。熹因与说既是思索，即不容无意见；既是讲学，即不容无议论；统论为学规模，亦岂容无定本？但随人材质病痛而救药之，即不可有定本耳。渠却云正为多是邪意见、闲议论，故为学者之病。熹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过分了，须著「邪」字、「闲」字方始分明，不教人作禅会耳。又教人恐须先立定本，却就上面整顿，方始说得无定本底道理。今如此一概挥斥，其不为禅学者几希矣。渠虽唯唯，然终亦未竟穷也。来喻十分是当之说，岂所敢当？功夫未到，则乃是全不曾下功夫，不但未到而已也。子静之病，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，自是渠合下有些禅底意思，又自主张太过，须说我不是禅，而诸生错会了，故其流至此。如所喻陈正己，亦其所诃，以为溺于禅者。熹未识之，不知其果然否也。大抵两头三绪，东出西没，无提撮处。从上圣贤，无此样辙。方拟湖南，欲归途过之，再与子细商订，偶复蹉跌，未知久远竟如何也。然其好处自不可掩覆，可敬服也。他时或约与俱诣见，相与剧论尤佳。俟寄书扣之，或是来春始可动也。敬夫遗文不曾誊得，俟旦夕略为整次写出，却并寄元本求是正也。詹体仁寄得新刻钦夫《论语》来，比旧本甚不干事。若天假之年，又应不止于此，令人益伤悼也。刘家事极感垂念。渠家为闲人来问者多，颇费应酬，又招怨怒，亦欲早闻定论也。塾子蒙招撝，令写《纲目》大字。渠懒甚，向令写一二年《大事记》及他文字一两篇，竟不写来，不知竟能为办此否耳。意绪本自不佳，见此等事，益令人叹惋，奈何奈何！子澄相聚月馀，意思尽好，直至湖口渡头，方分手也。闻浙中水潦疾疫，死者甚众，闻之令人酸鼻。诸公直是放得下，可叹服也。未即承教，引领驰情，切冀厚自爱重，以幸斯人。

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

伊川先生说「率性之谓道，通人物而言」，更以其说思之。「脩道之谓教」，二先生及侯氏说却如此，然恐不如吕、游、杨说。尤溪《集解》想已见之。

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。

伊川先生云：「涵养于未发之时则可，求中于未发之前则不可」。宜更思之，检此段熟看。

「民鲜能久矣」与「甚矣，吾衰也久矣」之「久」同。

「久矣」之意得之。

夫妇之愚。

伊川先生论之已详。大抵自夫妇之所能知能行直至圣人天地所不能尽，皆是说「费」处，而所谓「隐」者不离于此也。

道不远人。

此段文义未通，又多用佛语，尤觉走作。且更熟玩其文义为佳。

正己而不求人则无怨。

凡读书，且虚心看此一处文义，令语意分明，趣味浃洽乃佳。切不可妄引他处言语来相杂，非惟不相似，且是乱了此中正意血脉也。

敬义之说甚善，然居敬、穷理二者不可偏废，有所偏废则德孤而无所利矣。「动静仁智之体」，对下文「乐寿为仁智之效」而言，犹言其体段如此耳，非体用之谓也。学者求为仁智之事，亦只如上章居敬穷理之说，便是用力处。若欲动中求静，静中求动，却太支离，然亦无可求之理也。

以伊尹为天民，盖以其事言之。如耕莘应聘之事，即分明见得有此踪迹也。治亦进，乱亦进，是指五就汤、五就桀而言，乃是就汤之后，以汤之心为心，非不待可行而遽行之谓也。傅说是大贤，比伊尹须少贬，其见可而后行虽同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。周、孔又高，直是正己而物正之事，「可行而行」，亦有所不足道矣。

《二南》乃天子诸侯燕乐，用之乡人，用之邦国，所以风天下也。然随事自有正乐者，则兼及之（如燕礼自有《鹿鸣》等诗。），无正乐者，则专用之（如乡饮酒别无诗也。）。恐是如此，然亦未及考也。

可欲之善与继善之善同，有诸己之信与成之者性理虽一，而所施则异，当更深察之。

性情等说有已见叔京书者，但所与嵩卿论者，今议其得失于此。嵩卿云：「理即性也，不可言本」。此言得之（程子亦云性即理也，今见《遗书》二十二上。）。但其下分别感有内外，则有病。作肃非之，是也。作肃又云：「性者自然，理则必然而不可悖乱者」，此意亦近之（语亦有病。）。但下云「理不待性而后有，必因性而后著」，此则有大病。盖如此则以性与理为二也。下云「性者理之会」却好，「理者性之通」则又未然。盖理便是性之所有之理，性便是理之所会之地，而嵩卿失之于太无分别，作肃又失之于太分别，所以各人只说得一边也。作肃云：「情本于性，故与性为对。心则于斯二者有所知觉而能为之统御者也。未动而无以统之，则空寂而已；已动而无以统之，则放肆而已」。此数句却好，但必以不动为心，则又非矣。若心本不动，则孟子又何必四十而后不动心乎？须知未动为性，已动为情，心则贯乎动静而无不在焉，则知三者之说矣。《知言》曰：「性立天下之有，情效天下之动，心妙性情之德」，此言甚精密，与其他说话不同。试玩味之，则知所言之失矣。

示谕汉唐初事，以两家论优劣则然，以三代之天吏言之，则其本领恐不但如此。若子房、孔明之所黾勉，亦正是渠欠阙处。吾辈正当以圣贤为师，取其是而监其非，不当以彼为准则也。今人只为不见天理本原，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，故其议论见识往往卑陋，多方迁就，下梢头只是成就一个私意，更有甚好事？若必以为然，即程正叔宁可终身只作国子祭酒，却让他陈正己作宰相也。可怪可怪！

时复思绎之义如何？长沙说中谓䌷绎其端绪，又何也？又时习专以「思绎」为训，又何也？

凡言学，多指讲论诵读言之，故以习为思绎。长沙说不记云何，䌷绎端绪亦苦无异义也。

学即行也，所谓「所以学者，将以行之也」，意必有在。

《中庸》言博学，又言笃行，则学与行自是两事。

说、乐之分如何？所谓说在心，政孟子「理义悦我心，犹刍豢悦我口」之意。但所谓乐主发散在外，朋友之乐盖亦实见其可乐，但此说为发舒耳。谓之主发散在外，愿明其说。

谓之发散在外，即是由中而出，但「乐」字之义主于发散在外而得名耳。

谢氏「时习、朋来、不愠」一章，意脉似与本章之旨不贯。所谓「不必同堂合席谓之朋」，则于朋来而乐之意似不切。所谓「知我者希则我贵」，既以知者希为贵，则亦与人不知而愠者相去只一间耳，非所谓不见是而无闷者也。

谢氏说多类此，大抵过于高远也。

孝弟为仁之本，程子、谢氏之旨如何？程子谓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，盖以本立而道生也。谢氏谓知此心则知仁，盖以自是而仁可见。是固然也，却恐非为仁自孝弟始之意。

只当从程子说。近年论者多欲设为机械，以求知仁，其原盖出于谢氏。且若如其说，则其事亲从兄之际心亦不专于所事矣。

明道论孝弟本其所以生乃为仁之本，而又论守身守之本，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，乃诚孝也，推此可以知为仁之本。此意如何？

明道因论事亲，又推本守身之意，以明必如此，然后为能事其亲。乃所谓孝子成身之义。

「其为人也孝弟，自然和顺慈祥，岂复萌犯上之心？况于为逆理乱常之事乎」？此盖深言孝弟之为顺德而人道之根柢也。自是而积习著察，则为仁之道自然周溥充大。所谓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，而非过情违道之小仁也。故曰「本立而道生」，而又赞之曰「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欤」。若夫仁民而推亲亲，固曰无本，然所谓仁民者，亦必有甚不仁者矣。

自仁民而推亲亲，本不足辨，然亦不必言必有甚不仁者。

巧令鲜仁，尹氏之说为完。程子直指为非仁，何也？详考程子辞意，盖直指修饰之为非仁，欲学者深知乎仁与不仁之分，故他有所未暇论也。昨领来喻，谓程子如此直截说破，恐是此意否？

程子固是直指修饰之为非仁，而圣人本意初亦不兼持养者而为言也。但圣人辞气舒缓，程子恐人不会，更向巧令中求其少有之仁，故如此直说破耳。

曾子之三省，忠信而已，而不及「传不习乎」一语，何也？前虽求教，谓已兼释之，今却未晓。

程子说「传不习乎」是不习而传与人，是亦欺人之事，故以忠信举三省。此句须更思之，与谢氏孰长？

入孝出弟、谨行信言、泛爱亲仁，盖为弟为子日用出入之实职。旷此而徒区区于文义章句间，抑末也。程子谓非为己之学，意盖如此。然必曰学文者，诚以未能著察，而品节等差、重轻缓急不得其宜，则或有所害。以此见周伯忱之说甚当。谢氏尽孝尽弟以及乎亲仁成己，至行有馀力，则以学文，则看得学文颇轻。而说得入孝出弟之类一节便做成德，似非本旨意。

修弟子之职，固所以为己，然博学于文以明义理之归，亦为己也。洪庆善说未有馀力而学文，则文灭其质；有馀力而不学文，则质胜而野。此意亦好。

「道千乘之国」，政与「道之以德」、「道之以政」之「道」同。「道」犹导也，与齐治之义别。「敬事而信」以下，或以为五者，或以为三者，当从何说？程子释此章谓「今之诸侯能如是，足以保其国矣」，非小乎此也，政以今之诸侯所以导其国者不能如是也。然否？

分别「道」、「齐」二字甚善。此章当为五事，然先后相因，不可相无，则亦一事而已。程子之言固非小此，盖以其略，故其言之若不足耳。

程子谓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，又谓仁是性也，孝弟是用也，因此得求仁之方，要须是从克己入。程子论季路、颜渊言志一段可见。盖喜怒好恶之偏，顷刻胡越霄壤之判，如何得气脉通贯，本末连属？每觉于至亲上尚有物我处多，况于他人乎。直须是由身至家，由家至外，检察消磨，渐渐融通，则庶乎仁矣。前辈谓公近仁，爱属仁，而《鲁论》所谓己欲立、达而立人、达人为仁之方，而孟子所谓「仁者如射，正己而发，发而不中，不怨胜己，反求诸己」，如此之类，皆是欲人之求仁当自克治己私而入。学者但当于此下手耳。向者所谓以万善之先名仁，诚不亲切。

论性则以仁为本，此只是泛说。论义理则性中只有仁义礼智，而孝弟本出于仁。论为仁之功夫，则孝弟是仁中之最紧切处，当务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。来喻虽善，然非程子立言之本意也。

一心之谓诚，尽心之谓忠，其分如何？又谓忠，天道也，其与尽心之义同否？

一心之谓诚，专以体言。尽心之谓忠，是当体之用。忠，天道也，对恕推己而言，正指尽心之义。

自顷承书，有专介存问之约，日望其至。忽得郭希吕书，闻尝感疾不轻，甚以为虑。而无从附问，但切悬情。前日使至，忽领手书，未及发视，亟问来人，知已无他，忧疑顿释。既而细读，乃审向来疾證诚亦可畏。今幸平复，而又自能过意调摄，尤副所望。比日窃惟体候益佳健矣。但来书以为劳耗心力所致，而诸朋友书亦云读书过苦使然，不知是读何书？若是圣贤之遗言，无非存心养性之事，决不应反至生病，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。孟子言学问之道惟在求其放心，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里。今一向耽著文字，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，更不知有己，便是个无知觉、不识痛痒之人。虽读得书，亦何益于吾事邪？况以子约平日气体不甚壮实，岂可直以耽书之故遂忘饥渴寒暑，使外邪客气得以乘吾之隙？是岂圣人谨疾、孝子守身之意哉！今既能以前事为戒，凡百应酬，计亦例加节啬。然区区之意于此犹不能忘言。更祝深以门户道学之传为念，幸甚幸甚！枉尺直寻，素未尝以此奉疑也。但见顷来议论一变，如山移河决，使学者震荡回挠，不问愚智，人人皆有趋时徇势、驰骛功名之心，令人忧惧，故不得不极言之。盖非独为子约惜，实为伯恭惜，又重为正献、荥阳诸公惜也。「汉唐本体，只是智力，就中有暗合处，故能长久」，如此言之，却无过当。但若讲得圣门学问分明，则此固无足言者。而王道正理未尝一日而可无者，亦不待引此然后为有徵也。设若接引下根，亦只须略与说破，仍是便须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，方是圣贤立教本指。今乃深入其中，做造活计，不惟不能救得他人，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，岂不误哉！陈正己书来，说得更是怕人。今录所答渠书去，幸一观。此尤可为叹息也。仁字之说，论之愈详，愈觉迷昧。然窃恐所谓「秖就发用之端而言，则无由见仁之本体」，只此一句，便是病根也。盖孟子论仁虽有恻隐人心之殊，程子于此亦有偏言专言之别，然若实于恻隐之偏言处识得此人心专言者，其全体便可见。今只为于此认得不真，故不能有以识其全体。乃欲广大其言，以想象而包笼之，不知言愈广大而意愈不亲切也。程子之言，惟谷种一条最为亲切，而非以公便为仁者，亦甚缜密。今乃反皆不认，而必以《易传》偏旁赞叹之言为直解字义，则不惟不识仁，亦错看了《易传》矣。克己复礼前说已得之，却是看得不子细，误答了。今承再喻，愈详密无疑矣。「浩然之气」一章，恐须先且虚心熟读《孟子》本文，未可遽杂他说。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，却取诸先生说之通者错综于其间，方为尽善。若合下便杂诸说混看，则下梢亦只得周旋人情，不成理会道理矣。近日经说多有此弊，盖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，又著一尊畏前辈，不敢违异之心，便觉左右顾瞻，动皆窒碍，只得曲意周旋，更不复敢著实理会义理是非、文意当否矣。夫尊畏前辈，谦逊长厚，岂非美事？然此处才有偏重，便成病痛，学者不可不知也。又「非义袭而取之」句内，亦未见外面寻义理之意，请更详之。横渠先生言观书有疑，当且濯去旧见，以来新意，此法最妙。凡言「易」者，多只是指蓍卦而言。蓍卦何尝有思有为？但只是扣著便应，无所不通，所以为神耳。非是别有至神在蓍卦之外也。曾子告孟敬子三句，不是说今日用功之法，乃言平日用功之效。如此看得，文义方通。来喻纠纷，殊不可晓也。「不知其仁」之说恐未安，且未论义理，只看文势，已自不通；若更以义理推之，尤见乖戾矣。盖知自是知，仁自是仁。孔门教人，先要学者知此道理，便就身上著实践履。到得全无私心，浑是天理处，方唤作仁。如子路诸人，正为未到此地，故夫子不以许之，非但欲其知之而已也。若谓未知者做得皆是，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，则诸人者又恐未能所为皆是，固未暇责其察夫理之所以然也。

所示策甚佳，然词气之间亦觉尚欠平和处，岂有所不能平于中耶？陈正己之论，何足深辨？杲老尝说少时见张天觉，或告之曰：「蔡元长说相公极正当，只是少些机数」。张应之曰：「蔡京斫头破肚汉，我若有机数，却与你一般也。若待它说伊川用处不周，即伊川与你一般矣」。此可付一笑也。《通书》注说善恶分明作两节，何为尚疑无先善后恶之意耶？「性」字之说亦无可疑，然得贤者如此发明，亦有助也。